切·格瓦拉逝世五十周年 | 面对格瓦拉的“惶恐”

切·格瓦拉

（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

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捕，继而被杀。切·格瓦拉死后，切·格瓦拉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运动的象征。《时代》杂志将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

关于《切·格瓦拉》的通信

2000 年，也就是被称为“新世纪”拉开幕布的那一年，应该是秋天吧，严家炎先生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叫《切·格瓦拉》的话剧，很轰动，看过的人都很感动，内容是针对“全球化”时代中国严峻的现实问题的。他认为我们应该关心，并说他已经买好了票，请大家去看。我是以当代文学为职业的，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多多少少总是感染了一点“感时忧国”的情怀，再加上严先生的好意和热情，便欣然前往。

话剧《切·格瓦拉》剧照

演出是在北京人艺的小剧场里。记得那个晚上同去的，还有孙玉石夫妇、钱理群夫妇等十来个人。从1960 年代过来的人，对卡斯特罗，对切·格瓦拉，自然并不陌生。古巴发生革命、美国入侵古巴、苏美的导弹危机……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我大学临近毕业和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我们都曾经热情地支持过发生在地球另一边的革命。“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古巴必胜”是当年的口号。同在中文系教写作课的杨必胜，就因为名字的“必胜”，而被我们改称为“杨古巴”———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之后。后来，格瓦拉真诚献身的浪漫主义的传奇经历，我也知道一些。因此，可以说是满怀着期待走进这个小剧场的。

革命后的古巴，中间为切·格瓦拉

不过，演出开始不久，就发觉与预期很不相同，而且距离越来越大。一种烦躁开始出现，并逐渐转化为强烈的拒绝的情绪。这个剧其实并没有什么“剧情”，也不是讲述格瓦拉的事迹，格瓦拉不过是个“由头”，借他来连缀种种想要发表的观念、宣言、口号。使用的是“文革”宣传队的那种政治表达方式（夸张的“诗朗诵”、“对口词”等表演形式），基本的语言、动作、姿势，其实没有多少创新。

那种我所熟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语言方式，非此即彼的判断，“暴力”性质的语言，勾引起那些原本以为忘却的记忆，并很容易就想起江青“文革”中在北大“大膳厅”舞台上那尖利、激昂的喊叫：“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走开！”我疑惑起来，这就是要重新召唤的“革命”？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严峻的现实问题？演出结束后，主持人（导演？）提议大家留下来座谈、交流。观众似乎也都响应而没有离座。可是我实在抑制不了那种反常的，近乎厌恶的情绪，走出剧场，一时也没有想起来应该和同来的先生有个交代。

之后，多次絮絮叨叨地和看过这个话剧的先生、学生谈过我的印象，总以为会获得响应、赞同。出乎意料的是，似乎没有什么人呼应我的情绪和看法。钱理群先生也没有。我知道戴锦华对这个剧的反应跟我几乎处于两极，所以并不在她面前提起。而有的学生在听完我情绪化的意见之后，或者是默然不置可否，或者含蓄、委婉地做了一些解释。另外的反应则可能是：至于吗，不就是看一个话剧吗？这让我有点沮丧，意识到应该是我自己出了问题，内心便有了惶恐的感觉。

这种“惶恐”情绪是我所熟悉的，自1950 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各种运动、各种潮流来临时，总要花费很多精力、时间，“矫正”自己思想和情感上的障碍，才能勉强跟上“形势”，因此也就经常会有唯恐落伍、唯恐被隔离的那种“惶恐”感觉。

之后的一天（11 月16 日），接到一个学生的电邮，这个学生的来信很长，里面有些部分与这个小剧场剧并没有直接关系，却也不是绝对没有内在关联，比如其中关于研究、学术的“血肉感”的讲述：

“

……我突然想起您和戴老师对格瓦拉的不同反应（当然不是从“读书奖”联想过来的，而是突然想跟您说这个我一直不敢说的“话题”）。我想你们之间大概有一些误解，这种误解是因为没有机会很好地沟通。其实从一开始，您和戴老师对小剧场剧的对比鲜明的反应就使我困惑，我后来觉得一定要亲自去看看。我看了，没有厌恶但也没有强烈的认同。我想那个剧是在面对“现实”说话，而它唤起您的却是“历史”记忆。大概所谓“革命”确实在经历着巨大的困境，没有方案，没有比那段还很切近的历史更好的方案。在网上看一些“读书奖”的争论文章，支持汪晖的，很多都采取“文革”语言，有一篇甚至连用十八个“就是好，就是好”。但我想，这不能作为否定提出“革命”的理由，这“革命”之中有着一种愿望，这愿望不能不说是“高贵”。一个没有压迫的平等的世界，也许是迷人的，虽然没有到达的路径。我想您和戴老师其实是相通的，同样的真诚。作为学生，我所理解的“真诚”，是一种也许可以用“高贵”来形容的品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以万念俱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冷漠和犬儒，也不是丧失了思考所表现出来的盲从和无可无不可。情绪激烈，也许只有一个解释，那是因为这个小剧场剧触动了你们同样真切的信念。所不同的只是，你们有着不同的参照系。戴老师参照的是“现实”，您参照的是“历史”。大概这也是“代际”的差别？戴老师之所以对格瓦拉表现出那样的热情，我想是因为她在经历了1990 年代的思想转变之后，这是一次调动了她全部记忆和激情的迸发。她网罗了全部格瓦拉的资料，格瓦拉在她那里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她说她曾经试图使格瓦拉和“革命”与中国当代史建立某种区隔，但事实上她做不到。她熟悉格瓦拉所面对的世界，她同样也无法忘记她的童年记忆中血腥的“杀出一个红八月”。她所有的革命激情，到达这段历史时，总是遭遇到巨大的阻塞和困惑。她同样也不能为现在的“中国”开出一份革命方案。但是她为格瓦拉的人格所迷倒，在格瓦拉那里她看见的是一个光彩照人的革命者，一个有着无人企及的行动能力的思想者，一个为着神圣的使命终其一生的灿烂生命。

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转述是否准确。在您和戴老师的不同反应之间，说实话，我曾经有很大的焦虑和困惑。这也是我不敢轻易向您说起这件事的原因。现在提起这件事情，也没有问过戴老师。只是因为想到，所以说了。我想做的事情，是希望自己真正带着血肉感来重新看待1950-1970年代这段历史。不是要为这段历史辩护，而是不带“先天”的厌恶和轻视，真切地“进入”这段历史。尽管我不知道能做到哪一步，尽管我在现在所阅读的材料中所读到的一切仍然觉得那是多么干巴巴的一堆材料中的“平面”的阐述。对这段历史的先天距离，使我感到的不是比较“公正”的理性审视的优势，而是感到自己也许难以到达那“巨大心理容量”的轻飘。所以我会感到焦虑。您在对话中用了“责任”这样的字眼，我想这是使您区别于其他一些研究者的原因吧，一份“古典”的良知和热情，当然令我感动。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年龄、阅历和思想的肤浅在曲解这种品质。

其实想起来觉得很惭愧和心虚，我居然在谈“责任”。日常生活的含混以更大的力量在无时无刻不磨蚀着短暂的热情、愿望。可是让我欣喜的是，我发现了它，我发现也许有我的“责任”，而且有真诚的前行者的探索在身边为我提供参照。所以我想，也许我不必心虚，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所不知道的只是我到底能做到哪一步……

”

费这么大的力气写这样长的信，自然是出于让我从焦虑中解脱的好心，所以看过十分感激。到了12 月5 日，有关这个话题，又接到另一位朋友的来信。他的电邮其实是转发他的朋友的信，自己的话只有一句：“这是因为另一位朋友的讨论引起的讨论，我把这位朋友的一次通信转发。”我想他转发这封信，当然也是好意地希望我在这个问题的看法、情绪的偏差，能够因此扭转。转来的“朋友的朋友”的信里这样说（有删节）：

“

……对1980 年代的新启蒙，我当然可以理解。我认为，那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新时期的变种和扭曲，还是造官僚主义的反，不过背后站的不再是毛泽东，而是国际资本。在反官僚这一点上，它是进步的；在投靠国际资本主义这一点，它又是反动的。还有，就是它那种精英主义的姿态和腔调，是蔑视民众的。当然，我在1980 年代也是自由主义者，……洪子诚老师这样的人，我相信是正直、正派的。我曾听过他的课，1983 年，当时正反精神污染，《人民日报》发表了黄楠森批人道主义的文章，洪在课堂上只有一句评语：这个作者好像没有经历过“文革”。这种话，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有极大共鸣。现在看，人道主义哲学是该批，但黄是站在官文化的一边批，那是不能服人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

但是，我认为，洪子诚的悲哀是停留在一种天真的自由主义立场上，原地踏步二十年，而不能上升到阶级论和解放论。左翼的失败当然首先是自身原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关键在于一个政治集团垄断了全部资源，国家社会主义没有发展为人民社会主义。当然，中国历史三千年的政治传统（官僚统治）不可能在三十年内被根除，因为它的土壤太深厚了！歌德说，谬误就像水一样，真理的船头分开了水，可它们又在船尾合拢了。毛泽东就代表这样的真理。

民族主义当然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英国征服印度是民族主义，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也是民族主义（还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中国从洋务运动的“自强”到张之洞的保国、保教、保种，都包含民族主义。但是，因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太腐朽，所以，必须以民众起来代替他们行使国家的职能。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二十世纪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近代日本因为统治阶级比较强大，所以无需民众的力量，就可以完成民族主义的使命，所以没有发生社会革命。我认为，理想的情况是超越民族主义。但目前，这很难实现。所以，不得已求其次，如果中国能够强大，就会撑破资本主义的一片天，整个世界就会分化重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必将对人类有较大贡献，这大概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

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格瓦拉

这位朋友的信中，还附有祝东力的《〈切·格瓦拉〉前言》。文章里有对《切·格瓦拉》的评价，有对这个小剧场剧蕴涵的时代意义的分析，也谈到了我相当反感的“两极化”人物、语言、立场，对它们的合理性做出论证。我在“当代文学史”中谈到，“文革文学”（包括“样板戏”）的典型文本形态的“两极结构”，反映了当年激进派的世界观。我以为这种看待世界的方法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这真的是大谬了。看来，循环反复、周而复始也是“历史的规律”。“前言”中的一些段落是：

“

冷战之后十年，《切·格瓦拉》问世。一个时代与孕育它的作品之间，总是保持着相互阐释的关系，一种内在的、深刻而又紧张的关系。2000 年，史诗剧《切·格瓦拉》的登场掀开了时代帷幕的一角，为我们破解冷战后世界的本质，提供了一种年轻的、尖锐的视角和立场。

……

二十世纪的主题以1914 年一次大战的硝烟炮火为标志而确立，其终结的时刻则是1989 年柏林墙倒塌的瞬间。原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瓦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东方曾经断裂的环节重新愈合。由于支撑力量的消失，三分天下的架构迅速趋向整合，复归于新罗马帝国单极独霸的格局。资本消灭了制衡它的力量，劳动者地位迅速沦落。在全球范围内，历史正退回到十九世纪。

全球化是冷战后时代的主题。然而，“全球一体化”与“全球分裂”不过是同一过程相反相成的两个侧面。也就是说，一方面是资本、商品和生产方式为追逐超额利润而进行的全球扩张，另一方面，在资本所到之处，是社会分化、贫富对立。东西方政治军事集团（华约和北约）之间的两极对峙局面消失以后，另一种“两极结构”，在全球范围的南北之间，在同一社会内部的贫富之间，以切近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更为深刻、更为触目惊心地展开了。

《切·格瓦拉》完全是冷战后的作品。引人注目的是，冷战后的上述“两极结构”以戏剧化的形式生动地投射在这部史诗剧的舞台上，这就是善恶分明、正邪对立的两极化了的人物、对白和立场。随着史诗剧的公演，在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众多剧评中，在演出后剧组与观众的每场交流中，《切·格瓦拉》的人物、对白和立场上的二元对立结构，常常受到质疑……然而实际上，这一两极结构，不但在广阔的南北之间、在现实的贫富之间，每时每刻无处不在地得到印证，而且，就是本书收录的那些针锋相对的评论和观点本身，客观上也为之提供了绝好的注解。戏剧结构本来就来源于社会生活的结构。

……对个人自由、价值和尊严的寻求，如果仅从知识分子阶层的视野和立场出发，则将合乎逻辑地退缩为漠视民众存在和利益的精英主义。在具有广大人口的欠发达的东方国家，尤其如此。更进一步，这种自由主义理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将演变为主张弱肉强食的“经济自由主义”，演变为以资本操纵权力的“政治自由主义”。最后，则将以大资本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全面垄断而告终。

其实，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他的思想足够真诚和彻底，那么就会不懈地寻求那应当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更进一步，就不得不在老板的自由与打工仔的自由之间，在跨国资本追逐超额利润的自由与欠发达国家及其人民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自由之间，做出判断和抉择。这意味着，一个真正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最终将完成其精神的蜕变，进而以阶级的、解放的立场和方法重新观察世界、历史和人类自身。Liberalism，为什么就不能升华为解放主义呢？

因此，自由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中间的、暂时的立场，一种悬浮的状态。一旦降身到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就必然要在纷纭错综的各种倾向的观点和路线当中，一句话，在彼此对立的集团利益当中，做出各自的选择。尤其是在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时代，它将不可避免地被超越———不是从左的方面，就是从右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切·格瓦拉》的主创人员曾经绝非浅泛地沉浮于上述1980 年代的自由主义浪潮中，摸索、寻找、探求着他们的真理之道。可以说，恰恰由于是从彻底的自由主义理念出发，他们才最终完成了各自的思想转折，最终超越了自由主义传统，先后从1980 年代出走，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站到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并在2000 年的戏剧活动中，聚集在切·格瓦拉的红黑肖像之下。

”

这里面自然有着许多切中肯綮的论断。但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来在理论、实践上处理这些问题。更为强烈的意愿是，并不认为应该接受这种“两极化”的“创造世界的方法”，也不想在这样的两极世界之中左右站队，进行选择；这样的时刻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因此，便有意无意采取了在它面前转过身去的回避态度。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近十年。在2009 初看到这些陈年旧事留下的点滴痕迹的时候，发觉当初的激动、焦躁不安也已经成为过去。虽然在中国内地，这些问题不仅仍存在，而且也还在不断铺陈、推进、变化。自己的这种“冷却”，可能是更值得忧虑的。由此想到这样的一句话：一个人所属的“阶层”所给予的“视野和立场”，有时候几乎是命定的，难以更改的。

洪子诚

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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